在巴黎公社成立的150周年之时，其传承在广州起义中被人们所铭记。这是于1927年在中国南方省会发生的，工人和农民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事件。
Tings Chak于2021年3月18日
（文章最初由《The Funambulist 34 (Mar-Apr 2021)》委托出版）
1920年的秋天，瞿秋白第一次在俄国听到了国际歌（L'Internationale）——于1871年诞生于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国歌。其作词者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正是在法国首都巴黎坚持了72天的巴黎公社社员（Communard）与工人政体的选举成员。尽管这首歌写成于几近半世纪前，但在最近才被布尔什维克党采纳为党歌。直到今天，国际歌是世界上被翻译并传唱最多的，歌颂全世界受压迫者的歌之一。瞿秋白在参加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活动时，途经了中国最北端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到达俄罗斯。由于他流利的法语与俄语，他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莫斯科，报道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早年经历。
1920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刚刚开始，然而这个国家缺乏思想。两次鸦片战争的殖民掠夺使得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标志着“百年耻辱”的开始。清政府于1911年倒台，但其政权由傀儡共和政府继承，国家分裂，封建主义和军阀主义猖獗。中国人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渴望自己的国家被解放。
像当时成千上万的激进主义者一样，瞿秋白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走向政治。一战结束时的巴黎和会最终背叛了中国的利益——西方盟国拒绝将山东省的领土归还给中国，而是将其由日本殖民者手中移交给德国。作为回应，一场由北京学生领导的全国运动诞生了，旨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和反霸权政治。这次的觉醒催生了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作为核心出版物，启发了指导国家转型的新思想。这场运动的领袖中有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是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键人物。1921年他们都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人民为一战作出了贡献后，西方盟国的背叛就显得更为深刻。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法国和英国当局十分依赖于非洲、印度支那和中国的殖民地的供给。140000中国人加入了法国和英国的战争编制，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并且另有200000中国人与俄国红军在东线一同作战。中国劳工团不携带武器执行了每项任务，包括挖战壕、在弹药厂工作、维修前线装备和掩埋尸体。虽有数千人因此丧生，但西方对这部分历史知之甚少。与此同时，又有一群中国年轻人前往法国。作为由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于1908年发起的计划，该计划在1919年正式成为勤工俭学计划，意在将2000名中国工人和农民送往巴黎——他们以在工厂的劳动换取西方的教育。恶劣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使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走向政治——1921年2月28日，400名中国的勤工俭学学生示威反对进一步削减助学金。像这样的多起事件使得运动更靠近一战时代的工人，并导致了从布洛涅-比兰库尔（Boulogne-Billancourt）工业郊区到拉加仑-科伦贝斯（La Garenne-Colombes）的雷诺（Renault）工厂的工人开始组织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工厂车间和大学礼堂中，注入中国的革命思想。学生中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26年的中国总理，而邓小平接替了毛泽东成为了中国领导人。
鲜花、硕果
尽管在那时之前巴黎公社还未被中国民众广泛知晓，但是在法国的这些工人与知识分子间的交流，以及由五四运动开创的思想启蒙，共同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数名早期共产主义领导人学习、撰写并出版了工人政权的历史。1920年，中国共产党12名创始成员之一的李达写下了中国革命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1922年，周恩来在新青年写下了巴黎公社的“昙花一现”及其在十月革命中的延续。次年，李大钊在中国近现代第一份新闻报纸——申报的50周年版上第一次向中国公众阐述了“公社”的概念。第一次将其音译为“康妙恩”，革命的理念有了中文的形式——公社，即工人的政权。
瞿秋白不仅是这些共产主义者里翻译了公社历史中重要资料的人，还是第一个将国际歌翻译成汉语的人——这是他三年前第一次在俄国听到的歌曲。演奏管风琴时，由于“international”在中文里只有两个音节“国际”，他费尽心思修改歌词，以便为其找到一个适合旋律的中文翻译。他最终选择了音译“英特纳雄耐尔”作为歌词翻译，以保证原始的歌曲节奏，直到今天依然被正式采用。
这段时间里，瞿秋白已经于1922年通过张太雷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前，瞿秋白还会见了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后者密切学习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就在领导自己国家进行革命的数月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1917）里专门写下了一章：
公社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这是“终极探索”的政治形式，即被摧毁的国家机器可以且必须被取代。
我们应当进一步看到1905年和1919年的俄国革命，在不同情况与不同条件下，继续开展公社的的工作并证实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分析。
在其出版的短短几个月后，十月革命确实将继续开展公社的工作并证实马克思的分析。鉴于这个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也将继承这两次革命历程的遗产。
1926年3月18日，巴黎公社55周年的第一次群众纪念活动在中国举行。10000人齐聚在中国南部省会广州。他们在雨中歌唱国际歌，高呼“巴黎公社万岁！”在这场合下毛泽东写道，如果巴黎公社是“鲜花”，那么十月革命就是“硕果”，更多的硕果可以从中诞生。关于巴黎公社的最终失败，毛泽东指出了两点原因：缺少一个统一且集中的政党来领导工人，以及对敌人过于仁慈的妥协。纪念活动中，广东领导人张太雷在他的主题演讲中指出了巴黎公社已经为中国工人掌权提供了具体的经验——预言了来年将会发生的事。
从城市到农村
20世纪20年代，城市工人阶级迅速扩张——工会数量乘倍增加，罢工频繁，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随着群众的组织而壮大。1926年仅在上海的工业中心就有涉及165座工厂超过200000名工人的169次罢工运动。在广州，1922年的海员罢工取得了胜利，1925年的广州-香港总罢工持续了16个月，并获得了来自家政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和“苦力”的前所未有的支持。这些经历展示了有组织的劳工如何威胁到殖民生活与资本主义秩序。
尽管实现了工业化，中国仍然是一个压倒性的农业社会。在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研究了中国的4亿5千万人口的组成。城市无产阶级不论增长多快，总数仍然只有200万——即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农民。毛泽东估计，在自己土地上耕种，同时也作为佃农赚取工资，亦或雇佣其它劳工的4亿人属于“半无产阶级”——他称这些人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
在这篇忧虑的文章里，毛泽东也警告说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可信任。这历史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与由国民党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了“统一战线”联盟，同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关键阶段之时这个联盟突然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民族主义者及其帮手对共产主义者大规模杀害的 “白色恐怖”。1927年的大规模起义试图将巴黎公社由象征走向实践，并在革命进程中进行了必要的战略大转移。
1927年的巴黎公社纪念活动规模激增，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一百万工人和农民。在武汉的庆典上，劳工领袖刘少奇呼吁工人一同发扬巴黎公社精神，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作斗争。三天后，周恩来领导的800000名工人在上海发动了总罢工，推翻了军阀控制的政府并建立了临时市政府。上海成为了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城市。但是到了4月12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无视统一战线战略，在外国租界警察和犯罪组织的协助下突然发动政变，下令屠杀和消灭数千名共产党人。共产党-国民党联盟终结了。之后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从南昌（8月1日）到湖南（9月7日），最后到广州（12月11日）的城市起义全都遭到残酷镇压。
一切权力归于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
12月11日凌晨3点30分，第一枪首先在警察局打响。张太雷领导了这次战斗，并牺牲在第二天的一次伏击当中，年仅29岁。一系列的协同攻击覆盖了整座城市。他们的要求是：工人要粮食，农民要土地！推翻军阀主义战争！一切权力归于工人、农名和士兵的苏维埃！这场动员背靠广州苏维埃，波及了与城市工会联合工作的五十万农民。工人、士兵、农民比例为10:3:3的军事委员会领导了起义并坚持了三日。占领城市后，该机构发布了八条规定，大量印发。前三条重点在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武装人民并打击反革命势力。第四条保障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就业与失业人的权力。第五条处理了经济与工业国有化。第六条要求着重于资产阶级的财产。第七条为军队的工资与改制。第八条也是最后一条要求贸易联盟。然而这时，资本主义组织的军队依然很强大。若他们能为农民的增援力量坚守城市足够长的时间——六天的行军，历史或许会改变。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英国记者和共产党员，后来阵亡于西班牙内战——写下了“广州公社”的重要性：
一个由帝国主义统治的东方国家的大城市被苏维埃所领导的受压迫阶级占领并坚守了三天。尽管出现了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失误，但在政治上毫无问题。领导和组织起义的中国共产党有理由为在中国的困难国情下实践了列宁的理论而自豪。共产党在起义中的作用，不仅表明了它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士兵的紧密联系，还说明它懂得如何用正确的旗帜和鲜明的政治路线来团结这些阶级的最广大群众，支持革命。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起义被严酷地镇压是中共战略性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关键原因——进而建立了由农民发展而来的人民军队——“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总结1908年公社运动的经验，列宁写道：“尽管这些伟大的工人阶级起义被镇压了，但另一场起义仍会发生，面对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最终将会证明敌人的力量是无效的，到那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会取得彻底胜利。”中国的起义也可以如此。白色恐怖次年——1928年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将12月11日定为广州起义纪念日，“不仅翻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而且在世界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与伟大的巴黎公社具有同等价值。”秉持着这个事实，广州公社运动已经被实实在在的被知晓、学习和尊重了。
2020年是广州起义93周年，作为“东方的巴黎公社”被知晓。为此广州起义纪念馆在举办展览的同时还制作了一部新的“红色戏剧”。这座晚清建筑曾被用作警校，后来成为了广州苏维埃所在地。1987年，这里成了官方纪念馆。12月12日纪念活动中人民解放军军校学员会背诵张太雷的事迹，一个木偶剧讲述了木偶剧讲述了起义女领袖和英雄杨殷的曾孙女在学生衣领上系红丝带的故事，象征着革命遗产由一代向下一代传承。
周年纪念期间，令人身临其境的戏剧每周上演4次。观众会和演员一起重演起义，穿上戏服，拿起武器道具，并唱着国际歌。当一个世纪前的瞿秋白第一次在俄国听到这首歌时，他可能不会想到他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把这首巴黎公社的“鲜花”带到广州公社。他没能活着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硕果”，也没能看到今年7月1日中共成立一百周年。1935年，他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折磨并处决。据说他唱着国际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原文：Guangzhou 1927: The Paris Commune of the East : Peoples Dispatch